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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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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帮原黑龙江建设兵团48团奋斗生活了十年的老知青。今天,我们在网络这个大海里,找到了自己的平台,让我们尽情的回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交流战友之间深情的友谊、高呼心中的呐喊、欢度我们快乐的后半辈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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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年华之理财生涯(1)——————五连:邵春林  

2012-03-06 19:25:38|  分类: 五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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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闲来无事,回忆回沪后的经历,写成博客,发给黑友,与诸位共享。每周一节,欢迎指正。)

 

一、洋 插 队 挣 第 一 桶 金

            

            说起理财,当然先要有财。作为老三届下乡知青,1975年幸运地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回沪入学华东师大政教系,78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月薪45元,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已而立之年,娶妻生子,这点工资只够勉强糊口,哪有余钱可理?记得1981年春,奉派到南京大学进修半年数理逻辑,因周末喜和一二朋友到饭店小酌一番,故每到月末,一月45元的工资已所剩无几,最后几日午饭只能到食堂买菜包果腹,省去菜钱。当时才结婚尚未生子,还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但对“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开始深有同感,所以自那时起,设法多挣钱就成了我的第一奋斗目标。

          好在邓公英明,改革伴随开放,几年后国门洞开,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乘此东风,时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头脑活络的大学同学石毅君,觅得一自费赴日留学机会,并应我要求,赴日后帮我也找了保证人,办成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科自费进修二年的录取(85年我研究生毕业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有了进修的学历条件)。于是,1987年7月,我在单位办了二年的停薪留职,第二次“插队”,东渡扶桑,开始了人生的再次打拼。

日 本 的 打 工 行 情

          说是留学,当然以打工挣钱为主。当初去的目的,一是见识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怎样发达富裕,开开眼界;但主要是挣钱办齐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四大件,早点让自个的小家先现代化(当时的家庭现代化标准就是拥有四大件)。不过,小日本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到东京的头一个月,正值暑期天热,学友和我同到一家搬家公司打工,一天搬一到二家,我俩和一小日本司机加一辆厢式货车,许多旧式板楼“阿趴托”没电梯,抬下扛上主要靠我们仨体力。司机高桥是从九州来东京打工的农民工,年轻力壮,干习惯了,一人背台三门冰箱,上下楼如履平地;石毅君下乡时在市郊松江农村插队,天天挑粪扛担,他也还适应;唯独我在北大荒农场主要开拖拉机,除短期喂过猪伐木抬过杠,没干过多少体力活,加上年纪不小又是“蒸笼头”,所以干上一小时衣服全湿透,一天下来骨架都散了,不到一个月我体重就从160斤立马减到120斤,随身带去的所有衣裤全都大了2号!因此现在年轻人减肥,根本不用吃药跑健身房,去搬家公司干一月全解决了。

          三十七八的人了,实在受不了这么累的活,一个月下来也了解了些打工行情,化100日元买了本“阿鲁巴易笃”(钟点工)招工杂志,让日语比我强的石毅君打电话,联系了个离东京大学较近的后乐园三星宾馆洗碗工的活。面试接待我的是个名叫竹本的中年男人,递给我的名片上印有“某某洗配株式会社、主任”的字样,原来招工的不是宾馆而是专业洗碗公司。他看了我的东大学生证,叽哩哇啦一通日语,我一句没听懂,只好装模作样地频频点头。竹本也看出来了,于是拿张纸写了“17时—21时、休日12时—21时、时给800丹”,我明白了,点头答应,当晚就上班了。后来竹本说,见我是东大的留学生,不懂日语也算了。这活虽收入比搬家低了些,但管饭,日不晒雨不淋,工作忙却不累,还有空调之类星级宾馆的环境,比搬家可强多了。洗碗公司的工作地点不固定,不过都是宾馆。有次到池袋一家宾馆洗碗,在地铁站巧遇在黑龙江生产兵团同一团、又曾同在大兴安岭铁古牙伐木架桥的上海知青俞君,他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到上海旅专任教,国门开放后夫妻俩也跑到日本“扒分”来了。我那学友石毅君后来也辞了搬家公司,到宾馆洗碗去了。

          宾馆的洗碗,和小饭店的洗碗完全不同。各餐厅通洗碗间的走道旁,放着几辆一人高有三层搁板的不锈钢推车,跑堂把装满脏碗碟杯盘的塑料箱搁在推车上。待车装满,由我们推到洗碗间,先分类。玻璃杯按不同型号、口朝下放在专用的塑料方格屉中,然后一屉一屉推进专用的自动洗杯机中冲洗,洗完连屉罗放在指定的走道边,留待下一班洗碗工擦干净。脏碗碟盘则将残羹剩菜倒净后,分类堆放在带传送带的大型自动洗碗机入口旁的不锈钢平台上,由竹本那样的领班手法娴熟地按种类斜竖着插入慢慢移动带柱头的传送带上,传送带将脏碗碟盘带进自动冲洗机高温消毒冲洗,从另一头出来已是烘干的干净碗碟盘了。那头传送带旁,有俩人带着手套,将洗好的碗碟盘按种类罗检放到一旁较矮的、专放干净餐具的不锈钢推车上,满车后由他人推走,放入指定的不锈钢柜中。我们中国人通常干的是擦玻璃杯、推车和倒垃圾桶之类的活。每当大型洗碗机一开动,洗碗间就象个车间,雾汽弥漫,机声隆隆,碗碟碰擦,伴随着领班和众人的吆喝,场面相当壮观。

半年后,对洗碗业的“行情”有所了解,我跳槽到该行业“时给”最高(每小时一千多日元,还有每次车贴400日元,吃饭饮料不限量)的五星级宾馆东京帝国饭店。来这里打工的留学生通常要有关系人介绍,我当然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借了东京大学这快牌子的光,日语口语也好多了。

          按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打工的规定,每周不超20小时,就是说打时给高的工每周也只能挣2万多日元。可在东京市区,租个单人间“阿趴托”,一月就要3万多日元,加上学费吃饭等其他必须开支,所以打一个工肯定不够。当时日本经济是最景气的时期,工作好找,用工单位也不管政府的规定。眼看一小时工资相当于国内当时一周的工资,青春时吃过苦的吾等之辈,想想当年被人忽悠得不拿钱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现在好容易碰上了“出大力、挣大钱”的机会,焉能轻易放过?所以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只打一份工的,每人每天至少干8小时。88年寒假一个多月,我曾同时打四份工,一天只睡四小时,其它时间都在上班或在去上班的路上。因日语不行,除了搬家洗碗帮厨,我还做过便利店员、保洁、送报等,都是不上台面的体力活,不过没干过当时盛传的“背死人”的活。半年后结识了日本朋友小薮,后来白天在他公司的银座分店帮忙,下班后到帝国饭店中餐厅帮厨,一天12小时工作才固定下来。

                                                                          邵春林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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